（文章系云南睿信律师事务所 陈飞龙律师原创，转载须取得作者同意，否则视为侵权） 在不少欧美和香港律政电影或电视里，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：“你可以保持沉默，但你所说的每句话将成为呈堂证供”。这句话的真实内含就是米兰达宣言，也叫米兰达警告，是美国刑事诉讼中比较重要的一种制度，主要指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在被讯问时，有保持沉默和拒绝回答的权利，称为沉默权。章莹颖案中的嫌犯克里斯滕森于2017年6月30日被捕至今，拒不认罪，也不开口交代章莹颖下落。这是沉默权在美国刑事诉讼中的具体体现。 在中国，我们有沉默权吗？1996年第一次修改《刑事诉讼法》时，不少专家学者就提出来要将沉默权写进刑诉法，到最后，刑诉法没有吸收相关意见和建议。1998年10月5日，中国加入了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》，该公约14条三项规定了在就对于其作出的任何刑事指控作出决定时，每个人都平等地享有“不得被强迫作不利于他的证言或者强迫承认犯罪”的最低限度保障。这一制度被称为“不得强迫自证其罪”原则。不得强迫自证其罪，是沉默权的内在属性。随着中国加入公约，很多人认为中国实质上承认了沉默权。2000年8月，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检察院推出了《主诉检察官零口供规则》，“零口供规则”的主要内容是：“当侦查机关将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呈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时，检察机关视其供述为零。办案人员通过在案的其他证据进行推论，以证明其有罪。”这一规则的出台被当作是中国沉默权真正到来的标志。然而，随着实践的发展，规则本身设计的缺陷和零口供范围的界定等问题，最后演变成为一种手段，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沉默权。2012年，《刑事诉讼法》再次修改，其中第50条规定：“审判人员、检察人员、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，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、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。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、引诱、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，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。”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被作为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被确立下来。今年6月27日，两高三部发布了《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》，在《规定》的第一条就明确：“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、引诱、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，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。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，重调查研究，不轻信口供。”规定一出，许多人认为，这是米兰达规则的中国版本，是沉默权的最新体现。 通过上述立法和司法实践，你是否认为在我国就有沉默权了呢？其实不然，沉默权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是有区别的，不得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简单地等同于沉默权。《刑事诉讼法》第118规定：“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，应当首先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行为，让他陈述有罪的情节或者无罪的辩解，然后向他提出问题。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，应当如实回答。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，有拒绝回答的权利。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，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以从宽处理的法律规定。”由此看出，“如实供述”作为一种义务，是“应当”回答，与沉默权显然形成对立，也和“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”在立法愿意及内涵上出现偏差。 那么在我国，沉默权是有还是无呢？我个人认为，沉默权作为一种公民权，是应该被尊重和保护的，它对于推进文明司法、文明执法具有重要的意义。中国沉默权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设计，它与中国社会发展、司法水平、社会治理、法治理念等不可分割，在没有完善的辩诉交易、认罪认罚、自由心证、审讯策略、科学鉴定的情况下，在家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达不到较高水平的情况下，将西方的沉默权通盘接受，就如拔苗助长，欲速而不达。陈少文老师认为：“沉默权不是一种权利，而是一种制度设置。”作为一种制度设置，其必然要有一定的社会基础。在刑事诉讼领域，通过提高侦查人员的审讯技能，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处罚制度，强化法官的自由心证，提高科学鉴定技术水平，不断提高社会管理和国家治理的现代化，减少对口供的依赖性，才能让沉默权成为现实。 “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”是我国刑事司法的政策，当下，你不必纠结是否有沉默权，而应选择“如实供述和辩解”，相信清者自清、浊者自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