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留置类案件审查起诉阶段，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，承担着程序衔接、证据审查、法律监督的核心职能，既是监察调查的“法律过滤器”，也是反腐败法治化的“程序枢纽”。

一、案件受理：筑牢程序衔接“第一关”

检察机关受理留置案件后，首要任务是完成强制措施转换。根据《刑事诉讼法》第170条，其需在受理当日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拘留，同步解除留置措施，既避免监察措施与刑事强制措施的适用冲突，也为案件审查预留法定时限。如某受贿案中，检察机关通过即时启动刑拘程序，实现了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的无缝对接。
同时，检察机关需严格审查管辖权。发现案件应属上级或异地管辖时，须依法移送并通知监察机关，防止因管辖争议延误办案进程，确保诉讼程序合法性。

二、证据审查：坚守司法证明“法定线”

对移送证据的合法性、真实性、关联性审查，是检察机关的核心职责。依据《刑事诉讼法》第55条“证据确实充分”标准，其需逐项核验证据链完整性。例如某国企高管挪用公款案中，通过比对银行流水与证人证言，发现关键书证缺失，遂要求补充调查，避免“带病起诉”。
在非法证据排除方面，检察机关对刑讯逼供、威胁引诱等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“零容忍”。如某案因讯问笔录存在程序瑕疵，相关供述被依法排除，彰显了对证据合法性的严格把控，从源头防范冤错案件。

三、法律适用：把准定罪量刑“基准尺”

准确认定罪名与提出量刑建议，是检察机关法律适用能力的直接体现。在某官员职权犯罪案中，其通过区分滥用职权与玩忽职守的主观要件差异，结合涉案金额及社会危害后果，精准界定罪名，确保罪责刑相适应。
针对调查瑕疵，检察机关通过退回补查或自行侦查履行监督职能。根据《监察法》第47条，对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的案件，可两次退回监察机关补充调查。如某行贿案中，因金额计算错误启动补查程序，最终修正指控数额，体现了对调查活动的刚性制约。

四、权利保障：织密诉讼监督“防护网”

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是程序正义的核心。检察机关须在受理3日内告知其辩护权，同步监督监察机关是否存在超期留置、违法取证等行为，通过口头纠正或书面建议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。
对涉及被害人的案件，检察机关主动听取意见，同步启动附带民事诉讼程序。如某国有资产流失案中，在追究刑责的同时，通过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挽回损失，实现刑事追责与权益救济的双重保护。

五、案件处理：严守司法裁判“出口关”

审查终结后，检察机关依法作出起诉或不起诉决定。对事实清楚、证据充分的案件，及时提起公诉；对情节显著轻微或证据不足的案件，经上级院批准后作出不起诉决定。如某证据存疑的留置案件，因不符合起诉标准依法不起诉，严格贯彻疑罪从无原则。
在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衔接背景下，检监协作机制持续深化。多地检察机关与监委建立提前介入、线索移送、信息共享机制，如三亚市联合出台行政违法线索双向移送办法，形成反腐合力，既提升办案效率，又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协同监督。

结语

留置类案件审查起诉阶段，检察机关通过程序衔接的规范性把控、证据审查的实质性过滤、法律适用的精准性判断、权利保障的全方位覆盖，构建起监察程序与刑事诉讼的法治桥梁。这一过程不仅是对调查成果的司法检验，更是以法律监督守护公正底线的生动实践。随着监察体制改革的深化，检察机关需进一步优化工作机制，在法治反腐进程中彰显更精准的监督效能与更坚实的保障作用。